2021珠海一模答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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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梁漱溟是不是学者，这本来不成问题。1916年，他23岁时就在蔡元培校长的引荐下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门（系），次年开讲，先讲“印度哲学”，再讲“儒家哲学”。讲“儒家哲学”时，听者踊跃，除一般学生外，还有四五十岁的前辈，还有一些当时及后来的风云人物。四年后，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的出版，更使他享有新儒学先驱者的盛名。他是因学问而出名的，世人历来也是以“知名学者”来看待他的。
　　但是，梁漱溟本人却一向不自视为学者，也一向不为了学问而做学问。他生前曾在许多文字或演讲中明确表态。1930年，他在题为《我是怎样一个人》的文章中写道：“大家误解我什么？这就是误认为我是一个学者，甚或说是什么‘哲学家’‘佛学家’‘国学家’……这真是于两面都不合适：一面固然糟蹋了学者以及国学家，一面亦埋没了我简单纯粹的本来面目……谈学问，在我只是不得已，非是有心……我只是好发现问题--尤其易从人事上感触发现问题。有问题，就要用心思；用心思，就有自己的主见；有主见，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。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，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，志不在学问也。”
　　此时，梁漱溟不足40岁，他的后半生，依然没有变。在梁漱溟看来，儒学也好，佛学也好，都是人生实践之学。他曾说：“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，而是一种生活。”他认为如果在大学讲堂里把孔子学说只当做哲学思想来讲，则“其固有精神实质亡矣”！梁漱溟曾再三强调，孔子的学问是专门致力于人的身心进于自觉、自主，使人的生命整体上有所变化和提高，将自己的智慧用于修养实践上。把“四书五经”背得烂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，用在人类社会。这个观点贯穿于梁漱溟的一生，他晚年依然认为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中国人有的是需要学习的东西，而中国古书汗牛充栋，除了少数研究者，未必人人都要去读，但有一本书，即《论语》，作为中国知识分子，是不可不读的。
　　1924年夏天，他在当讲之年毅然辞去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教职，此后，再也没有回到大学的讲台上。当时也有几所大学请梁漱溟去，但梁漱溟谢绝了这些邀请。多年后，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：“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，只有一个念头：责任。”又说，我“处处皆有责任，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。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”。在这样的信念驱动下，梁漱溟南来而北往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奔波于他的“人生实践”之路。
　　他在1924年（31岁）辞去北大教职后，先用七八年的时间，到山东、广东、上海、山西、河南等地办学和考察。自1931年起，梁漱溟落脚山东邹平，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。他的长子梁培宽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：“没有水电，我们生活在那里，吃的是井水，点的是油灯。……基本上过的就是农村生活。”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梁漱溟一干就是七年。他在自撰的《生平述略》中说：“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研究院……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，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，普及文化，移风易俗，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，以提高生产，发展农村经济，从根本上建设国家。”
　　抗战的爆发，让梁漱溟为之努力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戛然而止。但随后他进入了自己政治上的活跃岁月。1938年1月，梁漱溟访问延安，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。1939年2月，梁漱溟赴晋冀豫皖苏鲁等地的敌后游击区巡视，与国民党将领和八路军、新四军领导人罗荣桓、陈光、彭雪枫等都进行了会晤。1940年底，梁漱溟与黄炎培等共同发起组织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”，试图以“第三方面”的力量促成两党的团结，以求抗战的最后胜利。
　　30岁到50岁，被视为生命的黄金时期。而梁漱溟从31岁退出北大后，二十余年间奔走于社会，他参与的所有社会活动、政治活动，无疑都属于在儒家大义指导下的远离书斋的人生实践。自这个意义上看，梁漱溟虽享学者之名，实乃一个社会活动家。（选自《中华读书报》，有删节）
（1）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，恰当的两项是""